改革開放35年后，中國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曾經單純的“趕超”開始被“繼續趕超”與“防范被趕超”所取代，而世界經濟格局的變化也讓高速增長的中國經濟進入“新常態”。擁有了世界級的生產能力與市場規模，下一步中國經濟怎么走，在轉型中需要堅持什么，警惕什么？

　　近日商務部國際貿易經濟合作研究院研究員梅新育在接受《中國經營報》記者專訪時表示，中國經濟的轉型要從大的格局去考慮。社會對投資、出口、內需的關系存在誤讀，“三駕馬車”成就了中國經濟，未來依然要保持活力，如果人為降低投資和出口，將會使中國失去優勢，被趕超。

　　梅新育認為，中國巨大的產能需要輸出，國家已經有能力通過穩定貿易伙伴宏觀經濟來穩定貿易伙伴的市場需求，鑒于綜合經濟優勢正在凸顯，中國應該加快推進中國版“馬歇爾計劃”。馬歇爾計劃是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后美國對被戰爭破壞的西歐各國進行經濟援助、協助重建的計劃，對歐洲國家發展和世界政治格局產生了深遠影響。

　　外貿實際情況好于統計數據

　　《中國經營報》：今年前4個月中國外貿出現了進出口、進口“雙降”局面，但前8個月的總數據又向好，你怎么看待中國外貿的發展狀態？

　　梅新育：根據我們的調研，今年的外貿實際狀況要好于統計數據，尤其是前4個月的“雙降”很大程度與去年末的基數有關。前8個月的數據反映出傳統勞動密集型產品的出口復蘇強勁，說明這些產業的自我調節能力比較強。

　　最近幾年，隨著東南亞、南美、東歐、非洲等新興經濟體的興起，中國勞動力成本、生產要素成本等不斷攀升，很多人認為中國制造的優勢已經消失。但我認為外向型制造業的競爭力除了成本因素外，還要考慮宏觀經濟的穩定性，宏觀經濟穩定性差，通貨膨脹率會比較高，也意味著工資水平膨脹會比較快，同時工潮頻繁損害效率，成本優勢會很快消失。

　　從上世紀80年代開始，“三來一補”貿易在珠三角全面鋪開，如果假設廣東是一個單獨的國家，迅速增長的出口，很快就會導致勞動力成本和其他方面的成本上升，導致通貨膨脹，制造業的競爭力很快就會被削減。廣東的成功就在于它是中國的一個省，全國數以億計的勞動力“蓄水池”存在或流入，能讓廣東維持一個比較長時間的勞動力成本優勢，在這個比較長的時間里，廣東和全國的配套產業體系培育和成長贏得了足夠的空間和時間。

　　就珠三角和全國的上述客觀條件而言，其他絕大多數后發國家都不具備，比如像越南、柬埔寨、非洲國家、南美國家。以巴西為例，它擁有豐富的自然資源，是中國鐵礦石的主要來源國之一，過去10年初級產品的牛市已經對它的制造業和出口商品構成形成了“去工業化”的影響。

　　我認為，中國制造2008年以來的轉型已經取得了很大的成就，雖然出口的產品可能還是傳統的產品，但內涵已經發生了很大的變化，有的已經做出了自己的品牌、設計，有的還進入了流通環節。比如說，假設一個行業原來做貼牌主要是給國外企業做，現在主要是給內資企業做，這就是進步，說明中國的產品地位提高了。

　　轉型不能搞的太極端，不是說所有企業都要去做自有品牌，一個完整的產業體系，由品牌、渠道企業和加工企業組合而成，這樣的產業體系才是有彈性的，如果所有企業都去做品牌和渠道，那這個體系必將是沒有效率的。整個國家綜合國力的提升，和轉型有個相互促進的過程和關系，這也是一個長期的過程。

　　“太依賴出口”“投資率過高”等說法站不住腳

　　《中國經營報》：投資、出口、內需被視為經濟發展的“三駕馬車”，中國一直被國內外經濟界人士詬病投資率過高，對出口依賴過高，而內需不足，你怎么看待中國經濟對出口的依賴？

　　梅新育：從我們整個經濟的轉型升級來看，比較多的意見是，我們太依賴出口，投資率過高，但我認為這些說法是站不住腳的。就出口方面，中國是一個有著十幾億人口的大國，如果我們的很多產業不是一開始就面向全球市場來建立，那么我們的經濟潛能就不能得到激發，巨大的產能也得不到充分的利用。

　　比如中國的玩具曾經占到全世界7成，紡織服裝2013年占全球市場的36%，在技術含量高的領域，2013年，中國手機產量占了全世界81%，裝備工業產出占全世界三分之一，這樣的規模天然要求面向全球市場，而且我們的企業規模做到這么大，必然要求市場全球化，來平抑收入可能存在的波動。

　　現在，中國經濟走向新常態，兩位數增長率的時間已經告一段落了。在新的形勢下，中國的產業如果不能在增長率較高的市場保持和擴大市場份額，就意味著我們的產業在全球產業中的“江湖地位”下降。

　　以前中國經濟發展的目標很單純，就是“趕超”，現在我們是第一工業大國、第一貿易大國、第二經濟大國，雖然還有繼續趕超的任務，但另一個任務日益突出，那就是“防范被趕超”。

　　中國這么快就躍居世界第一制造業大國，最根本的原因是中國人民勤奮，政府明智、堅強有力，經濟發展有一個穩定的環境，但還有一點，是我們的競爭對手采取了一些我認為是自廢武功的做法。比如說上世紀80年代美國就流行制造業是夕陽產業之類的理論，片面主張大力發展服務業，不少國家采納了這一觀點，主動去工業化，這客觀上加快了中國的發展。

　　現在中國會不會重蹈上述自廢武功的做法呢，我認為是可能的。現在社會對外貿出口的認識，對投資的認識，以及對某些新興產業的認識存在偏差，還有對福利的要求，對外援的非議等也都形成了不利于經濟發展的輿論氛圍。

　　國與國之間的競爭是逆水行舟，不進則退，現在我們是更上層樓，還是被趕超，選擇權在我們自己手中。占領市場是艱難的，但要丟掉卻很容易，需要警惕失控的民粹主義毀掉中國經濟的前途。

　　《中國經營報》：在新常態下，你認為應該如何協調“三駕馬車”的作用？

　　梅新育： 對于投資率過高的問題，我認為外界也存在誤讀。如果一個國家沒有持續強勁的投資，經濟增長的后勁從何而來？過去的10年，我們的投資率很高，大部分年份是40%左右，但這種高投資率有其背景，因為在這10年里，全球經濟處于較快增長的階段，而且中國的GDP從排行第八躍升到第二，在這個進程中，外部市場在快速增長，如果沒有國內高投資的推動，中國的產業和在全球市場所占份額絕對不可能膨脹得這么快。

　　其實在這10年里中國國內的消費增長也很快，只是投資更快，顯得消費增長相對慢了。如果沒有高投資，我們在全球產業中占不到現在這么大的份額，我們的消費、實際生活質量、收入水平也不會提高得這么快，這是相輔相成的。

　　現在全球市場的經濟增長速度放緩了，而中國經濟占全球市場的份額也很大了，這種情況下，不用刻意強調，投資率也會自己降下來。如果這個時候刻意強調降低投資率，結果可能會把我們經濟增長的后勁消磨掉。

　　“三駕馬車”現在都是比較溫和的狀態，消費在溫和增長，經濟減速，但就業反而還在改善，外貿現在也是溫和的增長，那種情形不能長久維持。我們在本世紀前10年的大部分時間里，外貿年增長率都超過30%，有幾年甚至超過40%。比如說以前，我們只占全球外貿總量的1%，那樣的超高增長可以維持；但現在我們占了30%，要繼續維持這樣超高增長已經很難了。但是考慮到要防范被趕超的需要，我們需要保留在必要時候能強力啟動的能力；我們不能自己廢掉這種能力，哪怕是備而不用，也不能廢掉。

　　需要加快推進中國版“馬歇爾計劃”

　　《中國經營報》：中國已經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這對中國來說意味著什么，我們應該怎么利用好如此大規模的市場？

　　梅新育：中國國內市場規模非常大，增長非常快，這樣產業依托國內市場發展就能具備世界級的規模經濟效應，成長為世界級規模的企業；在此基礎上，有這樣的母國市場作為依托，再去爭奪海外市場，具有多方面的天然優勢。同時，由于母國市場與海外市場的經濟周期不同步，使得我們的產業有能力利用國內國際兩個市場來平抑營業收入波動，提高經營穩定性這一點比起那些以小國為母國的企業就有明顯優勢了。

　　阿里巴巴[微博]在美國上市是最典型的例子，美國的電子商務起步比中國早，但阿里以中國巨大的市場為依托，造就了全球最大的網購市場和最大的網購企業，這就是典型的依托國內市場提升國際市場地位的例子。

　　中國的大市場還意味著我們可以以國內市場的巨大進口能力為砝碼，使貿易伙伴給予我們比較平等的待遇。現在中國已經是全球第二大進口市場了，這意味著中國可以憑借這個東西來約束我們貿易伙伴的行為，要求他們給我們比較公平的待遇。

　　《中國經營報》：中國的產能和市場都已經達到世界級的規模，國家的對外經濟合作也越來越積極，你認為我們還需要做哪些具體的努力來維持這種優勢？

　　梅新育：從現在的情況來看，發達國家的需求在回暖，新興市場國家的波動性比較強，在這種情況下，我們要穩定我們的外需，需要加快推進中國版“馬歇爾計劃”。原來中國沒有這個能力，現在我們可以通過穩定貿易伙伴的宏觀經濟，來穩定貿易伙伴的市場需求。

　　中國可以通過援助基礎設施，也可以把我們正在積累的金融方面的優勢和工程建設、貨物貿易等方面的優勢結合起來，鑄造一個綜合的競爭優勢，來鞏固我們的地位。在新興市場經濟波動的時候，我們用新的機會和利益來誘導、推動我們的新興市場貿易伙伴，改變以往牛市時的過分民粹主義，來為我們創造更好的商業環境。

　　在工程建設這方面，國內很多人可能不太清楚我們的優勢。我們是全球最大的建筑工程大國，2010年我們就已經是海外得到工程承包合同最高的國家了。在中國所有海外工程合作中，我認為與東南亞國家的合作有著非同一般的意義，以泰國的高鐵為例，規劃中的兩條鐵路不僅可能成為我們服務和貨物出口的重要通道，也可能成為金融輸出里程碑的項目，對泰國本身的經濟社會發展也可能是里程碑式的項目。

　　習近平主席在蒙古國訪問時說歡迎別的國家搭乘中國的經濟快車，我們是開放的，但是我們的一些貿易伙伴，尤其是一些新興市場貿易伙伴，他們對中國經貿的指導思想是什么？是追求讓中國貿易伙伴利益最小化，還是追求本國收益最大化？有些國家認為讓中國收益最小化就能讓自己收益最大化，這是錯誤的，這樣的結果就是市場做不起來。中國與貿易伙伴之間的關系不是零和博弈，中國的貿易伙伴國只有尊重中國伙伴的利益，才能把市場做大，才能成功搭乘中國經濟快車，實現自己的利益最大化。

　　與成熟市場的交往，一個特別重要的競爭是貿易規則的爭奪，以前中國都是講“與國際慣例接軌”，但現在我們應該要有一些發展，要“推動規則演化”，在規則的發展上做出一些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