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高品質的棉，國內最先進的紡織設備，依然生產低附加值“大路貨”，新一輪“東錠西移”企業優勢漸失。

新疆是世界最大的手摘細絨棉和中國唯一的長絨棉生產基地，棉花產量占到全國的一半。隨著國家紡織產業布局的調整，大批內地棉紡集團紛紛西進，在新疆設點建廠。

不料短短數年后，這些原本期望通過新一輪“東錠西移”搶占資源高地的企業，隨著原料、人力等優勢逐漸喪失，陷入了比內地同行更為嚴酷的“寒冬”。

守著“棉花堆”的“西進”棉紡企業為何卻面臨比內地企業更為嚴重的生死考驗?

棉價逼近紗價

“棉價太高，紡什么紗都虧!”阿克蘇鴻力紡織有限責任公司負責人滕艇浪嘆道。2012年前11個月，這家浙江紡織企業的銷售額只有4000多萬元，而虧損卻達到800多萬元。

按照目前國內棉價，每噸32支紗的生產成本已達3.2萬元以上，而運到沿海地區卻只能賣到2.7萬元;21支紗的售價甚至不到2萬元，比國內的棉花價格還低。這意味著，每生產一噸紗，企業就要虧損5000元。在南疆阿克蘇地區，部分紡織企業只好停產，而多數企業則選擇了限產。

“虧本也不能停產，要不工人就跑光了!客戶也丟光了!”滕艇浪說。為了維系市場，這家企業關停了一半生產線，剩余職工組織培訓。滕艇浪坦言，企業之所以還能維持下去，沒有停產，全靠下屬的兩個軋花廠交儲的收益消化了部分虧損，但是明年能不能撐下去，那誰也不知道了。”

對企業來說，更為要命的是，由于我國對棉紗進口沒有限制，來自印度、巴基斯坦等國的棉紗，到岸價格甚至比我國的棉花價格還低，下游的織布企業更愿意選擇低價進口棉紗，這讓國內紡織企業尤其是新一輪“東錠西移”的企業苦不堪言。

從2006年開始，隨著國家紡織產業布局的調整，一批大型棉紡織集團紛紛西去，將眼光投向我國最大的產棉區——新疆。雅戈爾、華孚、立天等知名紡織企業相繼“走西口”，不事聲張地設點布局。

與上世紀90年代的“東錠西移”不同，此輪“西移”完全是紡織企業自發的行動，目前已使新疆棉紡行業規模達到500萬錠，并形成了以阿克蘇、石河子南北兩大紡織城為基地的“兩城七園”格局，承接國內紡織產業轉移。

“所有企業都在虧!”阿克蘇紡織工業城管委會副主任劉偉說：“只紡紗的企業虧得多，產業鏈長的虧得少一些。”

“西進”優勢漸喪

“西進”之前，很多企業認為，投資新疆能夠直接獲取優質的棉花資源，省去大量的中間環節。這樣一來可以找到消解原棉價格不斷上升的市場壓力，同時也可以解決內地越來越嚴重的用工難題。然而，事實并非如此。

“新疆產地優勢已經一點不剩了!”石河子一位紡織企業負責人告訴記者。

記者了解到，近兩年由于農資價格和棉花采摘費用不斷提高，新疆棉花生產成本一路上漲;而各地的棉種“多亂雜”現象越來越嚴重，使得新疆棉花質量開始逐年下降。與此同時，棉花機械采摘面積逐年擴大，雖然給農民節約了成本，但也降低了棉花的等級;同時由于雜質較多，又給紡織企業增加了成本。

進疆企業原先認為的“勞動力優勢”也在逐年喪失，無論是在北疆的老紡織工業基地石河子，還是在南疆的阿克蘇，眼下“用工”問題都是在疆紡織企業共同面臨的難題。

“入駐兩年，平均工資翻了一番�，F在廠里工人的平均工資已經達到2200多元，這甚至比我們在內地的廠子還高。”新疆阿克蘇新發棉業有限責任公司總經理宋銳說。這家企業隸屬于河南新野紡織股份有限公司，2010年進入新疆阿克蘇地區。

更讓企業犯難的是，即使這么高的工資在當地也很難招到工人。記者調查發現，因為本地城里人不愿當紡織工，周邊的農民種地收入頗豐，也不愿干，石河子市的紡織企業用工絕大多數是從內地招聘而來;據石河子市經濟技術開發區管委會調查統計，當地紡織工人的平均工資已經超過沿海地區。

而在南疆，這一問題更為突出。“一年基本流失一遍，走馬燈一樣換人，企業始終處于培訓員工的狀態。”一位企業負責人苦笑著說，“比起內地總部下屬的其他紡織廠，這里的人力成本已經沒有任何優勢可言。”

高品質棉生產“大路貨”

比內地同行更難的是，目前進口棉與國產棉價格每噸相差5000元左右，受國家進口棉花配額發放管理辦法限制，新疆棉紡企業能申請到的進口棉配額幾乎可以忽略不計，這就無法利用廉價的進口棉“高低搭配”降低成本。

同時，與在內地建廠相比，長距離的運輸時間成本也大大抵消了投資新疆的優勢，遠離銷售市場使得企業無法及時應對瞬息萬變的商機。由于每年出疆物資數量遠大于進疆物資，特別是進入10月，隨著棉花、番茄醬、糖類等農產品的集中上市，運輸矛盾將進一步加劇，棉紗外運也不可避免地受到制約。江蘇聯發紡織負責人殷綜澤說，為了搶時間，2012年，企業只能放棄國家和新疆給予的棉紗鐵路外運補貼，以每噸900元運費的代價，用汽車把一批紗線搶運到江蘇南通。“為保住客戶，代價高昂呀!”他說。

“西移”事實上已經減速。石河子國家級經濟技術開發區一位負責人告訴記者，從2011年至今，兩年來，開發區沒接待過一個前來洽談投資的紡織企業;而在南疆的阿克蘇紡織工業城，到目前在建和投產的產能總共不到100萬錠，與規劃中600萬錠的目標相去甚遠。許多原打算在新疆大展宏圖的企業，面對困境，要么足不前，要么縮減投資。

長期關注紡織企業“西進”的石河子大學棉花經濟研究中心負責人、經貿學院副院長王力說，新一輪“東錠西移”正經受前所未有的沖擊，已嚴重影響到國家對紡織產業布局的調整;如果大批“西進”企業渡不過這一難關，對新疆的棉花和紡織產業都將是毀滅性的打擊。

記者調查發現，雖然投資新疆的企業使用的大多都是國內最先進的設備，完全可以生產出高附加值的產品，但目前生產的大多依然是附加值比較低的“大路貨”。在我國中東部地區棉紡織企業密集，棉紡產業鏈已形成一條龍;而新疆卻是單純的紡織廠，生產的是單一的紗制品，并且這些產品最后仍需要長途運往內地銷售，一旦下游客戶市場不暢，“西進”紡織企業產品銷售立刻受阻。

“用新疆高品質棉花卻紡出了低價大路貨，實在讓人心痛!”浙江著名紡織企業立天集團總工程師胡建華說。另一方面，“如果下游服裝企業總是滿足于生產、出口十幾元錢一件的襯衣和牛仔褲，那上游即便生產再多的高支紗，照樣賣不出去。”身兼浙江省紡織工業協會、棉紡專業委員會副主任委員的胡建華認為，要拯救“東錠西移”，國家僅僅給予“西進”優惠政策還遠遠不夠，應從促進整個紡織產業升級的角度考慮，針對整個產業鏈制定相關的政策和措施。